高陵区历史文化展厅讲解词  

历史文化展厅讲解词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欢迎大家到高陵博物馆参观，我是博物馆讲解员，希望我的讲解能您的此次参观感到充实愉快。
首先我大致介绍一下高陵区博物馆的概况，高陵区博物馆位于我区最大的休闲广场——昭慧广场仿唐建筑群内，占地面积17000余平方米，于2014年10月挂牌建设，2017年3月30日对外免费开放。本博物馆以昭慧塔北侧已建成的仿古建筑群为基础，分为室内展示陈列和室外展示陈列，室内展示陈列主要包括：历史文化展厅、经济社会发展展厅、红色文化展厅、临时展厅，室内展厅共计1200平方米，室外展示为碑刻长廊展示。高陵博物馆是高陵区唯一的一座综合性国有博物馆。
请大家跟着我的脚步，来领略这片渭北土地上的历史厚重感,首先我们来到的就是高陵博物馆的历史文化展厅，展厅面积约500平方米，上展文物约190件（组）。展厅采取通史展和专题展相结合的方式，精选高陵本地的重要文物遗址、重要事件、重大成就、著名人物，重点展示史前、秦、汉、唐等时期高陵的文化特点和文明成果。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单元：形胜之区——地理高陵。
首先我们看到的这块地理板块图，上面罗列出高陵境内主要文物遗址所在位置，在接下来的讲解中我们会陆续提到。从高陵区在陕西省的位置示意图上来看，高陵位于关中腹地、西安市北部，在它周围，被西安市的未央区、灞桥区、临潼区，咸阳市泾阳县、三原县包裹，所以高陵有“八百里秦川关中白菜心”的美誉。高陵地势总体平坦，自西北向东南方向略微倾斜，境内有奉正塬（在榆楚），原体高隆，状若土山。因中国古代最早的词典《尔雅》中有这样的描述“土山曰阜、大阜曰陵”，故称“高陵”。除了奉正塬，高陵境内还有鹿苑塬（又称鹿塬），泾河与渭河在此交汇，形成了“鹿塬碧绕”的高陵自然四景之一。那么说到高陵的自然景观，我们又不得不提起闻名天下的自然奇观“泾渭分明”。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张图片就是泾渭分明。泾河是渭河的主要支流，源出宁夏泾源县六盘山，流长451公里，自西向东流淌，渭河是黄河的最大支流，源出甘肃渭源县鸟鼠山，流长787公里，自南向东流淌，泾渭二水流淌到高陵区崇皇街办船张村相遇，交汇后的一段河道像平铺的清黄两色布带拼在一起，缓缓向东移动，清浊界线异常分明，就形成了闻名天下的自然奇观“泾渭分明”。自古以来，多少帝王和文人墨客对其倍加关注，并以此指陈时势、剖析义理，悟出了一分为二、界限清楚、是非分明等治国、安家方略和立身处世的人生哲学。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向来为人们所津津乐道，那么，泾渭二水，到底孰清孰浊呢？历史上的记载似乎很有意思，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记载一探究竟,唐代及其以前的文学作品中都认为，渭水清、泾水浊。（《诗经》记载：“泾以渭浊”；《汉书﹒沟洫志》援引民歌说：“泾水一石，其泥数斗”；唐代诗人多有吟咏：杜甫有“回首清渭滨”、“沙苑浮清渭”、“故国流清渭”等专说渭清的诗词；看来渭清泾浊的客观事实，已被那时的人们普遍公认。但到了宋元时期，文人墨客的文学作品中对渭清泾浊的现状却出现了相反的表述，宋代文学家苏轼诗曰：“滚滚河渭浊”，元代集贤学士、侍御史曹伯启诗曰：“泾清渭浊源何异。”而早在清朝的时候，有人就已经发现了这些记载上的差异，这就是以诗文而著称的乾隆皇帝，他在批阅苏曹二人诗句时，发现其表述与唐以前截然相反，遂命大臣察视泾渭二水源何清何源头。胡纪漠在视察后的《泾源记》中说：“水自峡中出，流入大川、晶莹明净、沙石可数”，凡泾水所历（注：一百四十里），土壤、石山具见清，且涟漪毫无泥滓，“迥非咸阳渭河之黃泥耀目可比”。这份调查报告上报朝廷，皇帝一锤定音，便把渭清泾浊改变为泾清渭浊了。1966年多次再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干脆这样注释：“泾河水清，渭河水浊，泾河的水流入渭河时清浊不混”），其实，孰清孰浊，应视其源头情况、河床质地、水位落差、沿途水土环境、四季气候特点的不同而论。（两河源水虽然都比较清净，但流量尚少，河水主要靠沿途支流补给，泾河自北向南来，水位落差大，水流湍急，沿途支流众多，且都是黄土高原沟壑区。黄土土质疏松，易被冲刷、夹带。渭河由西而东注。水位落差小，水流较缓。河床宽浅，泥沙河底。在交汇处以上有七条主要支流，其中五条来源于南岸秦岭山中，流程短，河床多石质，且秦岭北坡植被良好、水土流失较轻。所以，在夏秋暴雨多灾季节，渭水相对为清，泾水相对见浊；冬春干旱少雨季节，泾水相对为清，渭水相对见浊，只不过是一年四季，时间不同，现状不同罢了。


高陵土肥地平，自古以来，水利发达，我国古代著名水利工程之一、引泾河灌溉农田的郑国渠、白渠修建在此，郑国渠、白渠并称为郑白渠，郑白渠也就是修建于20世纪30年代的泾惠渠的前身（泾惠渠灌溉区域包括泾阳、三原、高陵、临潼、阎良、富平）。东汉史学家、文学家班固的作品《汉书 .沟洫志》对郑白渠有相关记载，同样是在班固的《西都赋》中，对汉长安城近郊及高陵也有描绘。因优越的地理资源及发达的水利条件，高陵又有“黄壤陆海（黄壤：黄土地；陆海：物产丰饶的地方）”的美名。


好的，来到高陵我们先了解高陵区的建制沿革，为了便于大家了解，我们还制作了高陵建制沿革简表，可以看到从西周、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代高陵名称的来源、到建县、几经更名、复名的过程。史载，周人始筑高陵邑，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置县,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置县且地名沿用至今的地区之一。其后,昭王曾封其同母弟公子悝为高陵君。新莽天凤二年（公元15）改名千春。更始元年（公元23）复命高陵。三国魏黄初元年（公元220）更名高陆。隋大业二年（公元606）又复名高陵，相沿至今。2014年12月13日，国务院关于同意陕西省调整西安市部分行政区划的批复，撤销高陵县，设立西安市高陵区。 2015年8月4日，高陵“撤县设区”正式挂牌，结束了2365年的县制历史。
在这个板块，大家最熟悉的莫过于高陵君——赢悝了，赢悝又号叶阳君，因封于高陵而得名，由于出身宗室，自幼秦惠文王就将都城咸阳近畿之地高陵县赐封给他。他是秦昭王同母的弟兄，母亲是秦宣太后，也就是芈八字，她是开启中国历史上后宫摄政先河的第一个女人，并摄政时间长达41年，为秦国的政治安稳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秦昭王十六年（前291），高陵君又增加了封地，并成为诸侯，高陵成为秦的诸侯国。1956年，陕西陇县南乡板桥沟出土秦昭王十五年（前292）高陵君鼎一件，铭文有“高陵君”字样；2008年甘肃天水市出土秦昭王十九年（前288）高陵君弩机一件，铭文有“高陵君”字样。两件青铜器铭文与文献记载完全吻合，足以证明高陵君赢悝在秦昭王时期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公元前307年，他忠心拥立秦昭王继位；公元前305年诸兄弟争夺王位发生动乱后，高陵君积极维护国家统一，协助戡乱立功；坚决支持并积极推行“商鞅变法”后秦国的改革，主动推行新法，奖励农耕；胸怀坦荡，爱惜人才，力推白起为将军；在他任将军和诸侯王期间，在进行统一战争和重大决策时，积极进言献策，为秦统一全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公子悝在当时秦国地位十分尊贵，与弟弟泾阳君公子芾、宣太后的弟弟魏冉、芈戎合称“四贵”，权倾朝野。这边展示的是连珠纹铜镜、汉代铜镜、三足陶鼎、陶鬲 （古代炊具，样子像鼎，足部中空），这些器物都是一个历史时期的见证。


好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第二个单元：文明之源——史前高陵。
古人多临水而居。高陵境内有奉正源、鹿苑源滨临泾渭二河而成为远古人类在黄河流域一带理想的繁衍生息之地。众多史前遗址的出现，证明高陵为中国古文明重要源头之一。这个单位主要向我们展示了高陵的马南遗址、灰堆坡遗址、杨官寨遗址、东营遗址的基本情况和相关的出土文物。
1. 首先来看马南遗址。该遗址位于耿镇马南村泾、渭二河交汇处，是一处七、八千年之前原始社会末期聚落遗址。遗址南部已被渭河冲毁，残存遗址区东西、南北宽均约400米，总面积约16万平米，分布着很多灰坑（灰坑是古人生产生活中留下的一种痕迹，包括人们有意无意留下的物品。按照成因来说分为自然坑和人造坑，按照用途来说分为储物坑、垃圾坑、祭祀坑）。同时出土的文物有石斧、石刀等石器和盆、罐、尖底瓶等陶器。1982年，马南遗址被公布为县级重点文保单位。现在咱们看到的就是遗址中出土的石斧、石铲、陶钵、陶罐、陶盆。
2.    马南遗址在文化类型上属于仰韶文化，仰韶文化是因此首次发现于河南渑池县仰韶村而得名，属于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最大的特点是使用磨制石器，我们从这些磨制的石斧、石铲当中可以看出来当时生产力水平其实并不怎么高，但是这一时期已经开始有了文明的曙光，比如他们已经开始定居并烧制陶器，如果我们仔细的去看这些陶器，我们会发现有一些陶器上有绳子压出来的痕迹，这是绳纹，从它遍及器物全身可知这是当时有意为之，还有我们还能看到一件典型的彩陶，彩陶是仰韶文化最具特色的标志，它是当时人在把陶器的泥坯捏好后，往器身上涂一些颜料，而这些颜料由于含有铁元素，因此在烧制氧化后呈黑色，于是就形成了独特的彩陶文化。我们通过这些陶器就能推断出，当时的人们已经有了审美观。这是考古工作者根据遗址复原出来的当时人的居住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人只要居住在半地穴式建筑里，这种建筑具有冬暖夏凉且有利于抵御野兽侵袭的优点。我们从这种建筑的形状上很容易联想到汉字中“房舍”的“舍”字，可见中华文化独有的魅力根植于久远的史前文明。             
2、这边是灰堆坡遗址。该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遗址，位于通远镇灰堆坡村南的一处高地上，东西长450米，南北宽300米，总面积13.5万平方米，发现房址、墓葬、灰坑等遗迹。同样是在1982年，灰堆坡遗址被公布为县级重点文保单位，2008年被公布为陕西省第五批文保单位。现在看到的这些就是出土于该遗址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有些陶器上有一些白色的斑块，这是我们文物修复工作中的“修旧如旧”原则，我们在发现这些文物的时候，已经是碎片了，在修复过程中，我们发现有些碎片已经找不到了，所以只能用白色的石膏代替。
3、 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重点来看中国目前发现最早、规模最大的史前城市遗址——杨官寨遗址，该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仰韶文化遗址，距今5000--6000年，该遗址位于姬家街办杨官寨村泾河北岸一级阶地之上，南距泾河1000米，海拔约500米。遗址总面积约80万平方米。2004年5月至今，遗址发掘面积约2.3万平方米。在其中发现房址65座，灰坑947个，壕沟10条，陶窖24座，瓮棺葬及新石器时期晚期墓葬88个（瓮棺葬：古代墓葬形式之一，以瓮、盆为葬具，大多数用来装殓未成年小孩的尸体，个别用来埋葬成年人，这种墓葬形式流行于新石器时代到汉代），出土各类文物7200余件。它的发掘周期长，是继西安半坡、临潼姜寨遗址之后关中地区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又一重大发发现。发掘区分为南北两区。南区的史前堆积主要是庙底沟文化遗存和半坡四期文化遗存，由成排分部的房址、陶窑及制陶作坊的发现，表明当时的社会已经出现经较明细的分工，专门储藏陶器窖穴的发现，说明财产私有观念的出现和强化通过聚落形态得到了表现，北区的文化堆积层为庙底沟时期文化遗存。最重要的是庙底沟时期环壕聚落的发现，环壕平面形状大致呈梯形，基本为南北布局，周长约1945米，壕内面积24.5万平方米，宽约6—9米，最宽处约为13米，深度2—3米。是目前所知该时期唯一一处有完整壕沟的聚落遗址，该遗址的“城市雏形”更加明显。
现在我们看到的镂空人面深腹盆、动物纹彩陶盆等等文物都是从杨官寨遗址出土的特别有代表性的文物。比如说这个“镂空人面深腹盆”，上面有个人脸的模样，眼睛、嘴中空，中间有突出的鼻子，酷似一个可爱的笑脸。这种“镂空人面形”的器物在全国目前只发现了两件，另一件是出土于山西临汾市吉县的“人面形筒器”。
同时，我们还展陈了一些该遗址出土的文物，比如这些陶器、骨器等。大量遗存的发现丰富了关中中部地区、特别是泾渭二河交汇一带远古文化的内涵。这对研究当时的社会结构具有重要意义！在该遗址中发现的庙底沟时期的环壕聚落，是目前为止，该时期唯一一处发现有完整壕沟的聚落遗址。壕内保存完整，使其成为探索庙底沟类型文化聚落分布与社会结构等问题的最重要资料线索。2008年，杨官寨遗址被评为当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榜首。2013年5月，被公布为全国第七批重点文保单位。2016年10月，被国家文物局列入国家“十三五”大遗址保护项目。
从史前高陵来到第三个单元：京畿重地——历史高陵。该单元主要展示的是秦汉唐时期的高陵。因特殊的地理位置，从秦代开始到唐代，高陵作为帝都的北大门，一直是秦汉唐等王朝的京畿重地。在这个单元我们又细化为四个部分：古县名邑、五陵重地、帝都门户、佛音袅袅。
第一个板块是古县名邑。高陵之名见于周代，我们在第一个单元讲到了“周高陵邑”，秦孝公十二年（前350年）建立高陵县，迄今已有2300余年，是全国建县最早的古县之一。如今，众多的考古遗址和出土文物让如烟的历史变得更加真实厚重，它们既再现了高陵先祖在此开发、开拓的历程，也展现了高陵历史所创造的文明成果。在这里我们主要介绍益尔秦墓、秦汉古城遗址、汉高陵（千春）县城遗址、东汉左冯翊遗址。
1、益尔秦墓。它属于新石器时代、春秋战国、秦代墓葬混合交叉遗址，它位于泾渭镇东营村南部。遗址发掘总面积为1000平方米，遗址中秦代墓葬的时代,早于目前关中中部地区已发现的其它秦代墓葬，为研究当时关中中部地区人们生活环境、及渭河沿岸文化和墓葬的情况，特别是高陵地区有秦人居住的地方提供了重要的考古价值。在这其中发现的彩绘泥质器物、人物佣、动物佣等遗物，对于研究战国中晚期到秦代的雕塑艺术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造型及烧制技术为后来秦兵马俑的产生提供了艺术与技术基础。
2、秦汉古城遗址。该遗址位于县城西南、鹿苑镇古城村附近。自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高陵置县至东汉初年的四百年间，古城遗址一直是高陵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汉武帝以后关中被称为三辅之地，指的是当时关中被分为三大行政区域，即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相当与于中央的三个直辖市，其中左冯翊的治所就在高陵的古城遗址。）古城遗址地表为农耕地，在该遗址中发现有水井遗迹、地下水道、瓦当，大部分保存状况较好。1982年，古城遗址被公布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这里我介绍一下瓦当，又叫瓦头，它是中国古代瓦房建筑中，覆盖屋檐部分瓦片最前端的遮挡物，始于周代，盛行两汉时期，精美的瓦当刻有文字或图案，属于中国特有的文化艺术遗产。我们在这里列举出这几个瓦当拓片，依然可以看到瓦片上的文字清晰精美（瓦当按画面的内容可以分为图案瓦当、图像瓦当和文字瓦当三大类。秦代的图案瓦当多以夔纹为主，图像瓦当以鹿、獾和豹等动物纹样为多。文字瓦当到汉代才大量出现。这一组秦代瓦当颜色青灰，质地坚硬细密，构图简洁夸张，自由奔放，反映了秦人祈福求祥的一种心理。如“鹿”音谐“禄”、“獾”音谐“欢”等。这些瓦当的纹饰将写实与写意融为一体，是形神兼备的艺术作品。）
3. 汉高陵（千春）县城遗址。该遗址位于现在高陵城西偏北一带，这里是两汉、新莽千春时期高陵的县城遗址，作为县治的时间长达426年。刘玄更始末年赤眉军至高陵，新市兵领袖王匡等归降义军亦在于此。这里提到了新莽千春时期，西汉灭亡后由西汉的外戚王莽建立的朝代，史称新莽。在此期间，高陵县被成为千春县。刘玄，也就是西汉末年的更始皇帝，更始年（公元23——25年），赤眉军是当时的农民起义军，王匡是西汉末年的地方军阀。
汉代是我国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强盛期，也是封建经济走向繁荣的时期，手工业规模的扩大和生产力的提高都推动了金属制造业的不断进步，作为日常所需的生活用具，铜镜, 是汉代实用铜器的典型,它的纹饰适应了世俗社会对精神世界以及艺术欣赏的追求，使得铜镜艺术在这一时期走向成熟。（铜镜是古人一种日常生活用品，正面平滑光泽，背面一般铸有花纹或字铭。我国铜镜发展史有三个高峰时期，分别是战国、汉代和唐代。战国铜镜以圆形为主，亦有少量方形，具有胎薄、卷边和三弦纽(或称川字纽)等特点。汉代铜镜式样丰富，制作精巧，具有体薄、平边、圆纽等特点。镜背文饰多达15类、43种之多。西汉晚期至东汉中期，四神规矩镜是最精美、流行时间最长的一种铜镜，其主要特征是在装饰花纹中间，有规则地分布着“T、L、V”这三个符号，非常规矩，所以称之为“规矩镜”。规矩镜的主纹饰以四神为主，还有动物、禽鸟及羽人之类。古人按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的位置将四神铸在铜镜上，用以镇宅辟邪。由于受当时求长生不老和道家思想的影响，有关羽人、四神、瑞兽等图案兴盛一时。）
我们现在看到的东晋著名画家顾恺之的代表作《女史箴图-局部图》（模本第四段画）上可以看到有三个女子对镜梳妆。其中一个女子正对镜自理，镜中映出整个面容，画家巧妙地展现出那种顾影自怜的神态。另一女子照镜，身后有一女子在为其梳头，旁边放有镜台仓具。三个人的姿态各不相同，画面显示出魏晋时期女性浓郁的生活气息。
这边是对秦汉时期的货币介绍：自秦代统一后，颁布了中国最早的货币法，规定在全国范围内通行秦国圆形方孔的半两钱，也就是秦半两。从此，圆形方孔的秦半两在全国的通行结束了我国古代货币形状各异、重量悬殊的杂乱状态，这种圆形方孔的货币形态一直延续到民国初期。
五铢钱最开始铸于西汉武帝时期，钱重五铢（上有“五铢”二字因此而得名。铢是古代的重量单位，古代一两等于二十四铢，一铢为0.65克，直到现在有些国家，比如泰国的货币依然叫泰铢，说明中华文化的深远影响）。五铢钱继承了秦半两钱的形制，并发展成为轻重大小适度的铜质钱币。从西汉汉武帝时期，沿用至隋代，是中国历史上铸造数量最多，流通时间最久的钱币。
西汉末年，王莽篡汉自立。为了削弱汉朝旧族势力，他以“托古改制”为名，在七年间进行了四次币制改革。改革后的货币种类繁多，主要有刀、泉和布币三大类。刀币中比较有名的比如：“一刀平五千”，它是是王莽在公元7年，第一次币制改革时发行的大额货币。这种“一刀平五千”的错刀金币相当于五千枚五铢钱，大大加重了对老百姓的剥削。泉币是仿先秦圜钱而铸，均为圆形方孔。王莽泉币分大、中、小、么、幼等名称，例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的“大泉五十”是当时发行时间较长的虚值大钱，也是当时铸造量最大的货币。由于币制复杂混乱，导致民间交易很不顺畅。并且每次改制的钱币形制不断缩小，价值却越来越高，实质上是剥削了普通民众的财富。币制改革的失败也是新朝迅速灭亡的原因之一。尽管王莽的改革是失败的，但他所发行的一系列钱币却是我国古代钱币史上的精品。例如我区著名古钱收藏家鉴定家张振龙先生的古钱币博物馆中就收藏着新莽货币中最珍贵的一枚“金匮直万”，为该馆的镇馆之宝。
在两汉中间的新莽年间，“大泉五十”货币的铸造和流通时间虽然不到15年，但它却是王莽新朝通行货币中流通时间最长、铸量最大的货币。
最下面同样是在新莽年间发行流通的货币：货泉。初期铸币坚挺精致，重量可达5克以上，中期后因滥铸、私铸而变得轻小粗劣，最轻只有1克上下。
04.东汉左冯翊城遗址。该遗址位于今天高陵城西偏南方向约1.8公里处。冯翊，意为辅佐、辅助。以东部为左，故名左冯翊，目的是用来管理京城以东的地方，左冯翊城历时300多年。该遗址的城垣（矮墙）已被破坏，地上地表层内存有墙基、零星瓦片、五角地下水管等汉代遗物。1982年列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处可并入秦汉古城遗址一条。
第二个板块是五陵重地。五陵分别是埋葬西汉中，其中的五位皇帝，分别是：长陵、安陵、阳陵、茂陵、平陵。高陵地处渭河北岸的黄土台塬上，在黄河流域一带地理位置非常优越，是汉代统治者生前荣耀和死后长眠的风水宝地。我们以汉景帝阳陵邑遗址、汉阳陵陪葬墓为代表来做介绍。
阳陵邑遗址。阳陵邑是为供奉和守卫汉景帝阳陵而设置的陵邑。汉景帝刘启是汉文帝刘恒之子，在西汉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继承和发展了他父亲的事业，与父亲一起开创了“文景之治”，又为儿子刘彻的“汉武盛世”奠定了基础，完成了从文帝到武帝的过渡。（他继续采取与民休养生息政策，劝励农桑，兴办水利，改田租十五税一为三十税一，发展农业生产。公元前154年，进行“削藩”，平定吴楚七国之乱，下令把诸侯王任免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王国行政由中央所任官吏处理，以巩固中央集权。与此同时，继续实行“黩罪之法”。这项措施是在文帝时由太子家令晁错提出，并被文帝批准实行。景帝即位后，继续执行这些被证实有效的措施，并使它更为完善。大批徙民充实于边地，成为一支兵农混一的垦戍队伍，不但减轻了内地百姓的徭役，而且争取到了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重视农耕，发展经济，允许居住在土壤贫瘠地方的农民迁徙到土地肥沃、水源丰富的地方从事垦殖，并“租长陵田”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同时还多次颁诏，以法律手段技击那些擅用民力的官吏从而保证了正常的农业生产。文景时期轻徭薄赋，约法省禁，社会渐趋稳定，物价日益低廉，所谓约法省禁，就是法令要西汉帛书简约，刑网要宽疏。）由于汉景帝对内宽和仁义，对外绝不示威，继承发扬了文帝与民生息，轻徭薄赋、发展生产的政策。府库里的银钱，有如山积，连穿钱的绳子都腐烂了。各地仓禀溢满，只能堆在露天。哪里有灾荒，都是无偿发给，不收分文。历史上把他们父子两代的统治成为“文景之治”
   汉景帝在位时，按规制修建陵寝，号为阳陵，即改秦代弋阳县为阳陵县，作为奉陵之县，死后即葬于阳陵，该遗址位于汉阳陵东区陪葬墓区东部，东西长4500米，南北宽1000米的范围内，主街道宽62米，已探明的东西南北方向街道把城市分为了200多个区域。根据东汉学者卫宏的著作《汉旧仪》中记载有五万户左右的人口，也就是说阳陵邑人口最多时达到15万多人，可见当时的繁华程度。在阳陵邑出土的文物中，非常特别的是发现了西汉时期的封泥600百个（封泥，又称“泥封”，古人的封信函。它始于秦代，多在绳结处用泥封上，加盖印章）。阳陵邑规模宏大和社会繁华见证了高陵作为长安城京畿重地的历史地位，也对研究西汉陵邑制度和古代城镇发展史有着重要价值，同时也成为高陵区重要的文脉资源。
2.汉阳陵陪葬墓。汉阳陵的陪葬墓大多分布在汉阳陵北部和东部，最大的东部陪葬墓园位于泾渭镇梁村。墓区以阳陵东部中轴线向东延伸，以司马道为界的东部陪葬墓区分为南北两区，顺势排列。这证明在西汉景帝时期，对陪葬墓的布局有一套完整的规划体系。在东西长2400米、南北宽1500米的范围内，分布着不同时期的墓葬10000余座，已发掘2000余座，出土各类文物近万件，是目前已经探明的国内最大、最完整的西汉贵族陪葬陵墓园，为研究西汉时期帝陵陪葬制度、政治制度和社会风俗等提供了重要信息。 
现在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汉代的美人。我们看她腰肢纤细，着深衣。汉代女子以瘦为美，源于受到楚风的影响，唐诗中说：“楚腰纤细掌中轻”，“楚王好细腰”典故出于《墨子·兼爱中》记载：“昔者，楚灵王好士细腰。故灵王之臣，皆以一饭为节，胁息然后带，扶墙然后起。”这是说楚灵王喜欢臣子有细腰，所以大臣每天都只吃一顿饭，早晨起来屏住呼吸把腰带束紧，饿的只有扶墙才能站起来。细腰，原来最早是对男人的要求，到了汉代，宫女为了纤细的身材宁愿饿死。“以瘦为美”渐渐成为社会风气。
取得天下的汉王朝，注重礼制，推崇儒学，汉代女子，无论贵族与平民，在成人之前需要学习三门功课，就是：德育教育、女红教育、音乐教育。前者是修养，后两者都是技能。汉代女子的基本穿着是深衣，这种起源于东周，将上襦、下裙连接在一起，上下深长的衣服款式称为深衣，是贵族的常服、百姓的礼服。深衣的穿着，尤其是女性多穿的曲裾深衣，使身体全部被遮掩紧裹，站立时必须双腿并齐肃立，坐下时必须腰部挺直跽坐，体现了拘谨与谦恭的儒学思想，我们从李延年的唱词“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中也可以感觉到深衣所注重表现的韵律美、意境美和修养美。穿这样连通的深衣来舞蹈，只能依靠挥舞长袖以及腰腿的动作，加上身姿的摆动等来表演，是汉代长袖舞流行的主要原因。
汉代妇女的发式很少梳辫子，更多的是挽髻，挽结成槌子状的形式拖垂在背后，称为椎髻，女性面妆以“粉白黛黑”为时尚，画眉除了使用普通的黛石磨制的眉黛，已经有使用昂贵的波斯进口的螺子黛了。


好的，接下来一起来看第三个板块：帝都门户。唐代时的高陵是南北进出长安的交通咽喉、守卫帝都的门户。在这个版块中我们介绍龙跃宫遗址、李晦墓、唐三彩、李晟碑、唐东渭桥遗址、唐彭城闸遗址。
1、龙跃宫遗址。该遗址位于今天的通远镇李观苏村。据史考，唐朝开国皇帝李渊(祖籍陇西成纪，今天的甘肃秦安西北)幼年出生成长在这里，龙跃宫是他的“潜邸”、“旧宅”，他创建大唐王朝，称帝后，改旧宅“奉义监”为“龙跃宫”，不仅尊其为“宫”并进行了改建，曾多次到这里打猎住宿。现在这里还有当年御井的石质井圈，为八角形，人们俗称八角琉璃井。
由于李渊幼年出生成长于这里，并在此受封“唐国公”，可以说，是高陵水土哺育滋润了这位旷世开国皇帝的博大、精深与开放情怀，所以高陵又被成为（称为）是“唐朝开国发祥之地”。
2.李晦墓。李晦（628——689年），陇西郡成纪县人，也就是今天的甘肃天水人秦安县人。他是唐代初期的政治家、军事家，唐朝开国宣（元）勋（凌烟阁功臣）李孝恭的次子。李晦本人非常善于处理政务而受到皇帝赏识。致使唐高宗李治“一日不见，则满座无欢”。李晦墓位于泾渭镇马家湾村渭河北岸，它于1985年被发掘，该墓葬坐北朝南、墓道为长斜坡形，内有7个天井、6个壁龛、6个过道，墓葬由3个墓室组成，它的结构在唐代墓葬中具有开创性和特殊性。在墓中出土了陶器、墓志、壁画、石门、石墩等文物，其中，壁画主要绘制在墓道里。特别是出土的139件唐三彩，纪念明确、造型优美、色彩鲜艳，保存完整，是迄今已知的出土最早的一批唐三彩，这对于研究唐三彩的起源、制造、产地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文古设，是馈赠亲友的良品。
唐三彩是我国文化的珍宝，它不仅体现了我国历史上高超的制陶工艺，还体现了我国古代绘画技术的精湛。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就是在高陵境内出土的唐三彩展示：
三彩马，马头略向下倾，眼睛圆睁，马鬃剪齐，马背配鞍，外包鞍袱，四足分立方板上，通体施白、绿、赭三色釉。造型准确，比例匀称，挺拔有力的四腿刻画得尤其生动。
李唐王朝具有游牧民族血统，马在唐朝受到格外重视。李世民骑马狩猎是三大乐事之一，让阎立本画出昭陵六骏样本，命工匠雕刻成石质浮雕，永远陪伴其左右。唐玄宗李隆基也曾驯养舞马在自己生日的千秋节上进行表演，翩翩起舞（唐人张说的诗“更有衔杯终宴曲，垂头吊尾醉如泥”说的就是这样的场景）。诗人李白有"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之佳句。马是唐人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唐代墓葬中出土三彩马众多，反映出唐人对马的喜爱。
三彩武士俑，面部不施釉，颈下施黄、绿、白三色釉。头束发髻，二目圆睁，双眉浓重，大鼻头，面相异常凶猛。右手握拳上举。足蹬高靴，直立于底座上。
三彩镇墓兽，兽面兽身，双眼圆瞪，巨口，牙齿外漏，毛发上冲，显得凶狠恐怖。
点蓝彩盖罐，泥质白陶，口沿外侈，束颈，鼓腹，器身施点蓝彩釉。国家二级文物。
三彩豆，泥质红陶，板沿，浅腹，喇叭形足，腹部以上施三彩釉。国家三级文物。
三彩釉陶始于南北朝而盛于唐朝，它以造型生动逼真、色泽艳丽和富有生活气息而著称，因为常用三种基本色，又在唐代形成特点，所以被后人称为"唐三彩"。
 我们首先要明确一个常识问题：唐三彩是一种陶器，并非瓷器。唐三彩的制作工艺十分复杂。首先要将开采来的矿土经过挑选、舂捣、淘洗、沉淀、晾干后，用模具作成胎入窑烧制。唐三彩的烧制采用的是二次烧成法。从原料上来看，它的胎体是用白色的粘土制成，在窑内经过1000－1100摄氏度的素烧，将焙烧过的素胎经过冷却，再施以配制好的各种釉料入窑釉烧，其烧成温度为 850－950摄氏度。在釉色上，利用各种氧化金属为呈色剂，经煅烧后呈现出黄、白、蓝、紫、褐等多种色彩的釉色。许多器物以黄、绿、白三色为主，甚至有的器物只具有上述色彩中的一种或两种，这些都统称为"唐三彩"。
  唐代贞观之治以后，国力强盛、百业俱兴，同时也导致了一些高官生活的腐化，于是厚葬之风日盛。唐三彩当时也是作为一种冥器，曾经被列入官府的明文规定，一品、二品、三品、四品，按照官阶随葬多少件，但是实际上有些达官显贵，并不严格按照规定，反而往往比官府规定的数目要增加很多倍，用于厚葬。官风如此，上行下效，于是从上到下就形成了这么一种厚葬之风，这也就是唐三彩当时能够迅速在中原地区发展和兴起的一个主要原因之一。
唐三彩是唐代陶器中的精华，在初唐、盛唐时达到高峰。安史之乱以后，随着唐王朝的逐步衰弱，由于瓷器的迅速发展，三彩器制作逐步衰退。后来又产生了"辽三彩"、"金三彩"，但在数量、质量以及艺术性方面，都远不及唐三彩。
  唐三彩以它斑斓釉彩，鲜丽明亮的光泽，优美精湛的造型著称于世，是中国古代陶器中一颗璀灿的明珠，在中国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在中国的陶瓷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3.唐东渭桥遗址。东渭桥是唐代渭河三桥之一（东渭桥、西渭桥、中渭桥）（西渭桥始见于西汉通往西域巴蜀，中渭桥建于秦代、是丝绸之路从汉长城出发后的第一座桥梁），它是通往长安城的咽喉，始建于唐玄宗开元九年（721年），唐宪宗（李纯）元和八年（813年）时被冲毁。该遗址位于耿镇白家嘴村西南侧，北距离今渭河河道2600米。遗址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548.8米，东西宽11米，在发掘范围内，共发现残高约0.5——3米、自南向北排列的木柱22排，总计418个以及泡钉、铁栓板、铁板、铜佛像、铜钱、铁剑等各种文物。东渭桥规模宏大、结构复杂，是迄今发现的唐代古桥中最大的一座。在东渭桥附近设置的渭桥仓，可储存600万石粮食，是京师附近最重要的粮仓之一。唐代时，日本著名僧人圆仁和尚随第十八次遣唐使就是从东渭桥进入到长安城的，圆仁和尚在他的著作《入唐求法巡行记》中有对东渭桥详细的描述，所以东渭桥也是作为当时中日友好的象征而被载入史册。大家来看这个“东渭桥记”碑文拓片。这是从《东渭桥记》残碑上拓下来的。东渭桥残碑残高67公分，棱面宽16公分，碑文楷书，现残存435字。1967年时，东渭桥残碑在耿镇白家嘴村西南发现，从碑文可知，唐开元之初，孟温礼（唐玄宗时大臣）上奏朝廷建议修建东渭桥，得到唐玄宗认可后，唐玄宗专门为此颁布诏书规定了时间、范围，并派遣专人负责此事。东渭桥建成的重要意义在于不仅沟通了唐长安城与渭北关卡要隘的联系，而且成为渭水漕运的一个中转集散地，因此，东渭桥在战略、交通上占有重要地位。等一会我们在降到李晟碑时，就会提到东渭桥，唐德宗李适（kuo）时期，节度使朱泚叛变谋反，李晟率兵平叛，就是在屯兵东渭桥后来收复长安城的。可见东渭桥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4. 唐彭城闸遗址。“吃水不忘引水人”——晚唐时期，修建于战国时的郑国渠和秦代时的白渠已年久失修。今天，当我们提起唐代修建的彭城闸及相关五条水渠惠泽高陵这段历史时，不得不提到曾经为了高陵民众的福祉，励精图治的县令刘仁师。刘仁师，字行舆，字行舆，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历任唐穆宗（李恒）时高陵县令，时任高陵县令。唐代安史之乱以后，民不聊生,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创伤，水利工程得到破坏，特别是处在泾河下游的高陵地区农田不能得到及时灌溉，导致农作物产量大减。刘仁师在上任后，严格了水利的管理，又勘察地形，提出变更渠道的设想，上奏朝廷，后来获准动工。为了使高陵大部门农田都能受到泾河灌溉，刘仁师又在高陵与泾阳的交界处修建总闸，从闸下在高陵境内又修了四条渠，从北到南分别是中白渠、中南渠、高望渠、隅南渠。在修建唐彭闸的过程中，困难最大的当属在工程进行了三分之二的时候，泾河上游一带有人上告给朝廷说到“彭城闸旁唐高祖李渊出生和幼年成长的故地：龙跃宫，绝对不能再继续修建下去。”刘仁师则以死请奏朝廷，当时的丞相彭原公为此被深深打动并为刘仁师说情。后来终于得以修建完成，从此高陵4000多亩土地得以灌溉。唐彭城闸故址在现在的湾子镇西付村南部。完成该项工程后，刘仁师又令百姓在水堰两旁栽种了很多杞柳，下垂根以固堤，上生材以备用。总闸及水渠的修建，使高陵土地富饶、庄家茂盛，能够自给自足，如果给国家上交公粮之后，家庭中的男人白天在农田中再不需要多余的劳作，女人在自家的院落中再不需要纺织到深夜。高陵百姓为纪念刘仁师的不朽业绩，将总闸以刘仁师籍贯地江苏徐州彭城命名为彭城闸，闸旁边修建刘公祠。近年来，中外学者对这里进行考察，认为唐彭城闸对研究唐代的水利设施有着重要的价值。
现在展示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组唐俑。长安，在经历了汉代休养生息，独尊儒术，使国力迅速强盛成来。开辟丝绸之路以后，经历了魏晋南北朝民族融合与隋唐兼容并蓄的大发展阶段以后，八世纪的长安成为东亚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这是出土于高陵的胡人俑。这件女立俑肥美富态，气度开放，表现出不同于其他时代的自由、奔放、热情和勇敢的特点。展示了唐代在迈入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后，妇女的社会风貌的大为改变。唐代女性参政议政、入释入道、舞文弄墨，积极参与社会事务；她们旷达任性、修仪容、远郊游、善吟唱，这一切均有赖于时代的开放、“兼容并包”的政策，既吸收了外来文化，又将其融合发展。到盛唐时期，妇女的丰姿渐渐以健美丰硕为时尚，表现为“肌理细腻骨肉匀”以胖为美的时代风尚。唐代长安的女性喜欢穿着胡装，它与男装都适应动作幅度较大的活动，如骑马出游、打猎、打马球、拔河等竞技娱乐。
唐代女子的妆容最为丰富多彩，让人不得不怀疑她们是在把面容当作一张绘图板在其上任由自己描绘浪漫的心情，唐代女性面妆的第一步骤是敷面，女子喜欢用很厚的粉从额头一直敷到脖颈，肤白如雪，并以此为美，敷面之后便用手晕了胭脂涂在两颊，呈酒晕或桃花状，称为抹红；下来是点唇，用胭脂点个樱桃大小的红唇，显得很俏皮，然后用绿色或黑色黛眉。脸上已经这么多的颜色了，她们还嫌不够，还要往脸上贴花钿，用的材料五花八门，甚至包括昆虫翅膀。这其中用以妆扮嘴角两边靥（ye,四声）窝的花子即花钿是事先备好的，用的时候只需要用舌尖轻点一下或者轻轻呵气，它上面的胶立马就会软粘，之后就可以很容易的贴在脸上或髻上了。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四板块佛音袅袅。唐代时佛教兴盛，高陵现存的佛寺遗址，不但见证了佛教文化在本地的传播和盛行，反映了高陵兼收并蓄的文化特点，从而促进了高陵的文运昌盛，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高陵作为京畿重地的历史事实。该板块以昭慧塔、隆昌寺遗址为代表来作以介绍。
临济宗派碑，这是明代时期的碑刻艺术，被发现于崇皇街办的崇皇寺（有关崇皇寺之名，历来有两种说法，一是说唐明皇李隆基两次到过此寺，所以叫重皇寺。二是相传汉薄妃怀文帝出宫时，在这里的一棵柏树下诞生文帝，到唐代建寺的时候，根据这个传说，于是因此得名。）遗址内。崇皇寺于清代同治年间被回民起义时破坏。上面镌刻的文字镌刻了明代地方官在崇皇寺游览时书写的诗作。为研究崇皇寺的佛教提供了一些实物资料。1998年，被陕西省文物鉴定委员会鉴定为国家三级文物。
这边的图谱上有一个头部缺失的造像石介绍，这是北周时期的刘欢庆造像石，1982年发掘于昭慧塔附近。造像石为长方形底座，上雕造像一尊，头部缺失（为什么会缺失，可是是因为佛教发展到一定程度，会与国家争夺土地和人口资源，因此在北周武帝时期，宇文邕为了稳固统治，曾经大规模的灭佛，这尊佛像可能就在那个时候被砸毁深埋）。造像石的出土说明了昭慧塔附近有佛教活动时间较早。为研究昭慧塔的建筑年代提供了一些实物参考资料，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1998年，被陕西省文物鉴定会鉴定为国家三级文物。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隆昌寺遗址，隆昌寺原位于姬家街办毗沙村。它是一座佛寺，当时佛寺内有一座塔，始建于北宋时期。当年隆昌寺的环境非常优美，它背靠丘山，面临平原，地势高仰，林木簇拥。这几首诗就是赞美当年隆昌寺的如诗如画的情景，在这里提及一下清代高陵人樊景颜的诗作《隆昌夜月》“斜阳古寺枕溪边，林下僧归袖紫烟，更喜一轮塔顶月，清辉夜夜照诸天。”这么优美的诗句留下了很多遐想的空间。同时隆昌夜月也是被广为称颂的“高陵四景”之一。（樊景颜：药惠管委会人，出身贫寒家庭，儿时过着日无进食的日子，家贫如洗，无力就学，乡村塾师嫌他交不起学费，不肯收教他。他无钱买书就求人借，向人抄。无师指点，就逢人问字正句，查看字典。特别好学，善写文章。历任知县都很器重他，聘用他为县衙修志。）非常可惜的是，在清代同治年间，隆昌寺被毁于当地的一场战火（回民起义）当中。1986年，在隆昌寺遗址中发现了地宫，在其中出土了多枚舍利和彩绘陶钵、禅杖等供奉器物。
来看这个唐代时期的比丘尼坚固胜神道咒石（比丘尼：音译梵语，即：尼姑）。1983年出土于高陵建材厂。该石为长方形，长40厘米，宽31厘米，厚8厘米，楷书19行。该石保存完好，字迹清晰。该咒石对研究唐代佛教经文及咒语或刻石形式的发展与变化具有参考价值。1998年，被陕西省文物鉴定委员会鉴定为三级文物。
好的，接下来跟我一起到旁边的展馆了解历史文化展厅的第四个单元——文运昌盛-文化高陵。这边请，高陵悠久的历史，孕育出厚重的文化积淀，培育出很多仁人志士，他们不仅以自己的贡献推动了社会的发展，还从各方面印证了高陵的文运昌盛，并成就了高陵“人文圣地”的美誉。在这里我们主要介绍几位在古代历史上高陵本地的几位有较大影响力的人物。他们分别是训诂学家——如淳、秦府学士——于志宁、理学大儒——杨恭懿、关学大家——吕楠、才高艺精——白遇道。除了本土文化人士，我们还要介绍在西学东渐过程中发挥出重要交流作用的通远坊天主教堂。
这边是训诂学家如淳。训诂也就是“解释”的意思，具体是指对古代汉语文言文中字词的解释。如淳，高陵人，生于公元141年，曾为东汉光禄大夫，主政文化教育。先祖为周代史官，从小勤学博识，精通五经、六籍，是一个学识渊博、很有抱负的人。对儒、道、墨、法各家学说都有研究。二十岁左右，他就能够背诵五经全文和《左传》，加上他性格平和，才思敏捷，很快说显名于当时。
如淳是东汉有名的学者，著有《汉书音义》112册，是唐代以前三十二家《汉书》注解中字数最多、内容最详实、影响最大的一部。在注疏中，他通过辨识解释先秦字词，建立了比较系统完整的训诂方法，为后代的古籍整理和语言文字研究留下了宝贵的财富。这些成就也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
东汉灵帝时，如淳被召，授为散骑待郎。他具有宽严相济的施政才能，清廉、刚直的品德，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推崇和尊敬。他任陈郡相时，有几个富户人家子女不学无术，想被推荐做官，多次送礼给他，他都婉言谢绝。旧时的一些邻里长辈，见他生活俭朴，便劝他为后代购置家产，他都一概谢绝。他说：“我要使后代成为清白的后代，靠自己的勤劳去生活，才是最光荣的。”他一生始终保持清廉作风，直到去世。临终前，还谆谆叮咛他的子孙说：“死后一切从简，以杂木为棺，万万不要铺张。”这和那些生前巧取豪夺，死后铺张厚葬的封建士大夫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的这些品德，对他后代影响很大，子孙以“酒、色、财”三不惑而著称于世。
秦府学士——于志宁。于志宁（588—665年）是唐代初年的元老重臣，字仲谧，高陵榆楚人。他原先是隋朝冠氏县县长（也就是今天山东聊城冠县），因不满隋炀帝暴政，后投奔李世民，他主张“亲君子、远小人、克简节用、反对宦官专权”。 贞观五年唐太宗重提分封问题，其它大臣默然无言或者表示赞同，唯独于志宁认为不可，一直到贞观十一年，唐太宗还是颁诏以荆州都督元景为首的21位亲王为世袭刺史。这次于志宁仍挺身而出，冒着杀头的危险，当殿向唐太宗指出，古今异时，封建徙，“慕虚名，遗实患，非久安计”，这短短的几句话，充满了有胆有识的真知灼见，对他的率直忠心，唐太宗十分欣赏。于志宁忠君爱国，犯颜切谏，终于使唐太宗停止了不合时宜的世封刺史的昭令。他的忠诚耿直，给唐太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取得了对他的极大信任，于是决定把教育皇太子的责任完全委托给他。太子承乾自幼生长在深宫里，对于民间疾苦，父辈创业艰难，一无所知，整天沉溺于纸醉金迷、花天酒地之中。于志宁编撰《谏苑》二十卷对他进行耐心的开导规劝。太子大建宫室，工匠长期不停工，在农忙时也照常继续，既浪费资财，又妨碍农业生产，于志宁反复上书太子，强调克俭节用，太子很不高兴。不久，又在身边聚拢了大批阿谀奉承之徒，极尽声色犬马之乐。表面上他还在太宗和诸侯大臣面前大讲忠孝节俭之道。这种阳奉阴违的作法使于志宁十分担忧。他列举了大量的历史事实，委婉地向太子说明理乱之本在于任用贤能，驱除不肖，指出宠昵小人就会使宰司屏气，重臣则仰其鼻息，国家将会毁于一旦。他要求太子近君子，远小人，防微杜渐。于志宁的劝告使承乾十分不快，暗中派遣两名刺客去刺杀他。两名刺客亲眼看见于志宁在母亲去世期间，床上铺的草席，头上枕的砖块，贫穷寒酸的状况，不忍心杀他，竟然悄悄溜走了。他学识渊博，曾为朝廷撰写令律、修礼典，编史志，是当时的秦府十八学士之一。秦府十八学士，唐太宗时建文学馆，在全国范围内收聘贤才，以杜如晦、房玄龄、于志宁、盖文达、孔颖达、虞世南等十八名贤才在一起品读古籍、商议国事。他和政治家李绩合作修订了中医四大名著里的《神农本草经》，并配插图54篇。他的政治生涯最辉煌的顶点是在唐高宗时担任了宰相。
理学大儒——杨恭懿。杨氏三贤（父：杨天德，子：杨恭懿，孙：杨寅），（杨天德，高陵区陈杨村人，今天的张卜杏王村。少年勤奋好学，博学多闻，精通经史，对《诗经》、《尚书》、《孙子兵法》等都有深入研究。他从读书入仕到晚年，高风亮节始终如一，历官至转运司度支判官，就是负责财务管理运输的重要财政机构。他在任职期间，公正坚强，办事果断。战乱非常时期，士大夫大多不能自守节操，而他严于律己，忠于职守，自己挨饿受冻，还经常施舍财物给百姓，并将所获财物分给将士自己一概不留。兵将吏民都赞美他视势力如浮云。）杨恭懿（1225—1294年）理学家、文学家。字元甫，号潜斋。自幼读书“力学强记，日数千言”即使在随亲避乱期间，也从未荒废学业。父亲去世后，家里虽一贫如洗，但对乡邻的接济都一一谢绝。“服劳为养，暇则就学，书无不读”，尤其精深《易》、《礼》、《春秋》，后来他研究了南宋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朱熹之后的关学主旨，他是关学复起的重要人物。在这里提一下关学。关学是北宋张载正式创立的一个理学学派，关学可以看做是儒家学派的一个分支，因为张载是关中人，所有后世把他创立的学派叫作关学。关学的主旨，集中体现在当代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概括的这四句话“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意思就是：为天地确立起拳拳之心、为百姓指明一条共同遵循的大道、继承孔孟等以往圣人的经典学术、为天下后世开辟永久太平的基业。他始终坚持“志于用世”、“耻于章名”的读书原则和“穷里反躬，一呼持敬”的关学宗旨，终于成为元代关学复起的重要人物。元廷听说了他的贤名，从至元七年（1270）到十年（1273）数次征召，他都以病请辞。至元十一年（1274），太子下教中书，丞相以郎中张元智为致书使者，恭敬如汉惠帝迎聘商山四皓为师的规格，延请杨恭懿进京师。元世祖忽必烈派专人慰问他远途劳顿，又亲自垂询，对他关崇倍至。当时，侍读学士徙单公履请示设科取士事宜，朝廷让他发表意见，他认为：即从事实学，则士风还淳，民欲趋厚，国家得才矣。元世祖深以为然，从其议。
除此外，杨恭懿还和当时的理学家、教育家许衡，天文学家数学家郭守敬一起编撰了《授时历》。《授时历》在我国历史上是非常享有盛誉的一部历法，它可以精算出每一年、每一月的天数，这比西方的发现早了300年，也第一次解释了闰月是怎么出现的。（杨寅，少年时，在父亲和老师的熏陶下，他勤奋好学，九岁时便能诵读古诗。后来随父亲阅读《古文尚书》、《春秋》、音律、算学等，精通六经、百司之学。曾为国子祭酒，掌管全国儒学训导政务，相当于今天中央教育部部长。任职期间，政籍卓著，廉洁自律。他初到山东东西道时，盗窃风在一些郡县泛滥，贪污行贿，徇私枉法十分严重。他到任后，立即采取采取各种措施，严加治理。所到之处，申枉黜滥，风纪振扬。各州黎民百姓家家户户兴高采烈，争先恐后为他立长生牌位，歌颂他的功德。）
关学大家——吕柟。吕柟（1479——1542年），字仲木，号泾野，高陵区鹿苑街办东街人。吕柟出身书香门第，幼年时“志大好学”，寒冬酷暑，整日读书于他的矮屋之中。正德三年（1508）以殿试第一中状元，先后任翰林院修纂（从唐代起设立的秘书机构），充任以经筵官、考官、史官等职。明世宗继位后。对参与纂修《武宗实录》，后遭诬陷被贬解州（今山西解县）和南都（今南京）国子监祭酒、礼部右侍郎等职（礼部：六部中其一官衔，侍郎相当于副部长）。
吕柟生活在明代中期的多事之秋，当朝统治都昏庸腐败，边事多忧不安，朝中被阉党刘谨专权，阶级矛盾日益加剧。一心想干一番事业的他对当时的黑暗政治局面痛心疾首，十分不满。刘谨曾以同乡之名拉扰他，他坚决不同意，最后愤然以病辞归故里。不久，刘谨案发被处死，受株连者特别多，由此，当时人们就称赞吕楠有先见之明。刘谨之案结束后，朝中名臣纷纷上书，建议皇帝召回吕柟并且重用，以答人心，于是，他第二次回朝供职。
明世宗即位，吕柟应世宗之召参与修纂《武宗实录》。他力劝世宗“重温圣学”，以为新政之助。后吕柟以“十三事”上书自呈，因他的主张与当政者不合，违背了皇帝的意思，遭到了帝派人物张忽、桂萼的反对，一时朝内议论纷纷，认为陈述的“十三事”是宰相分内的事，吕柟超越了职权范围，他因此获罪下狱，后来被释放，被降为解州判官。
他到解州上任后，减赋役、劝农桑、抚恤鳏寡孤独，兴修水利，建“解梁书院”，并在书院聚众讲学，四方学人闻其盛名，接踵而来。在吕楠任职的三年中，后人称“习小学之节”“歌幽南之诗”，民俗“翁然改之”。因他政绩显著，被提升为南京吏部考功郎中，临行时“士民数千哭送到黄河岸边”。吕楠渡过黃河“犹闻对岸哭声琅琅”，他情不自禁口出一绝“试听黃河东岸哭，为官何必要封侯”。他调走后，解州人民感德不忘，立碑来记他的政绩，立塑像来寄他的恩情。
吕柟在南京选为国子监祭酒，晋礼部左待郎被任做“散官”（实为闲官），从此他在南京的九年中，得以读书和讲学于“柳湾精舍”，东南学者尽出其门，连朝鲜使者来华，也称赞吕柟文才全国第一。吕柟立教严谨，躬行实践，既重言教，又重身教。他常说：“师严而道尊，道尊而民敬”。他官至三品，在任三十余年，然而他的房中只有图书，“家无长物，室无藤妾”，平时也不以私事打扰别人，更不接受别人的私干，门徒相守数十年者，也不曾见他有偷语情容。他因有这些美德，所以在他死后，“高陵人为之罢市三日”，“解州及四方学者听后，也纷纷为他设位尊位持心丧讣”，连明世宗皇帝也停止朝事一天，以表示对他的哀悼。
他学识渊博。一生的著作特别多，比如《四书因文》、《尚书说要》、《周易说翼》、《泾野文集》、《高陵县志》等。其中，他编写的《高陵县志》是建县有史以来第一部地方志，因其考究严谨、文笔流畅，被誉为是“陕西八大名志之一”。说到吕楠，在这里就要提及云槐精舍。云槐精舍是一座古寺，位置在现在的城区东门之外，这里是吕楠授徒讲学的地方。据说这里景色幽然，有千年的古槐，在院落中有一个很大的水池，其中芦苇丛生、鸟翔虫鸣，加上古寺被当做书院来使用，还可以听到朗朗的读书声。云槐精舍也是高陵曾经的四景之一。    
才高艺精的白遇道。白遇道（1837——1926），字吾斋，改字五斋，晚号晚谷山人，出生于高陵孝义里董白村（药惠管委会草王村）。19岁时考取秀才，29岁时被聘为记名提督督曹史忠为文案，随军五年，驰骋于秦、陇、青、宁之间。38岁（1874年）考取了进士，41岁时散官考试，他以优异成绩授翰林院编修。
光绪四年，父亲去世，他返乡守孝，次年应县上人士挽请，到云槐书院进行讲学，并着手续纂《高陵县志》，历时十一个月脱稿完成，和吕楠相比，他在运用资料方面均标示出处，文笔洗练、文风严谨。
光绪十年，他回到京城，仍供职翰林院。当时，朝邑阎丹初已入军机，拜大学士。除了逢年过节随乡友与阎相聚于陕馆内，从未涉足其门。阎素以耿介立朝，两人疏于往来，京中同乡称他们为二犟，都说他不请客送礼，贿赂上级。光绪十一年时他考选为山东乙酉科乡试副主考，不少家长托人说情、送礼，让他录取子女，都被一一拒绝。他治学严谨，擅长于时文，平居淡泊，一领布衫，学人尊称“五斋先生”，誉满西北。
他的书法作品也被后人称颂，非常善于楷书中的小楷。
来看这边的刘复业石室合葬墓石墓门。它于2008年被发掘于原通远镇灰堆坡村，明代时期的墓葬。整体由门鼓石、墓门、门楣、立柱、屋檐、屋脊、女儿墙组成。墓室之内各置二棺二椁、墓室上部有墓志，详细记录了墓主夫妇的生平，男主人刘复业，是当时的一名隐士（是道家哲学术语。指隐修专注研究学问的士人。首先是“士”，即知识分子，否则就无所谓隐士。并不是居住在乡野山林里、不入仕途的人都是隐士。）,卒于1617年，夫人李氏，出生于名门，卒于1625年。这座明代夫妇合葬墓为石质构件庭院结构墓葬的早期形式，在陕西乃至全国都少有发现，为研究明代墓葬制度提供了新的资料，也为研究石质构件庭院式墓葬的发展演变提供了更详实的资料。该墓葬前室为庭院式建筑，造型精巧细致，尤其是各处建筑构件上的石刻，题材及内容丰富，有双凤朝阳、松鹤延年等，线条流畅，刀工精细，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该墓的发掘被列为2008年全国考古重大发现。
这边是通远坊天主教堂。明末清初至晚清民国的西学东渐过程中，西方传教士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西学东渐指的是从明朝末年（15—16世纪左右新航路开辟后）到近代的西方学术思想向中国传播的历史过程，通常指在明末清初及晚清民初两个时期之中，欧洲及美国等地在思想、技术、制度等方面对中国的传入。那么，作为建于清代康熙五十年（1711年）的高陵通远坊天主教堂，从晚清至民国的一百多年间，均为历任主教的常住地，外籍传教士来陕也均在通远坊居住，它一度成为天主教在西北的传播中心，高陵也因此在西方学术思想传入陕西乃至西北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具有其它地区不具备的开放和包容精神。

现在我们一起去博物馆的最南端去参观唐昭慧塔。塔又叫浮屠，中国汉代以前是没有塔的，塔的出现是随着佛教在东汉时的传入，结合印度佛塔和中国的高层建筑形成的。原是佛教信徒用以保存佛骨或供奉佛像、佛教经典的地方。古代，塔是不具有军事作用的，因为塔一般都建在寺庙里，军事上有瞭望塔。现在大家来到了博物馆的最南端。矗立在眼前的就是唐代的昭慧塔。昭慧塔俗称高陵塔、三阳塔。它建于唐大中年间，也就是唐宣宗李忱年间（847—859年），从类型上来讲昭慧塔属于密檐式砖塔。密檐式砖塔的特别是塔的第一层空间比较宽大，从第二层开始的每一层的高度逐渐渐小，空间缩小，各层的塔檐紧密重叠。塔高53米、8棱、13级，塔底直径9米，中空设石梯，塔的底层有南北两个券门，其余各层为东西南北四个券门。明代嘉靖年间关中大地震后民众捐资重建。1981年再次对主体进行了维修，维修后的高陵塔保持了原建筑的艺术风貌，在每个密檐式挑角装上了铁铃，共104个。这样看来塔建筑精巧，结构严谨，秀丽挺拔，素有“渭北第一塔”的美称。昭慧塔对研究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建筑材料、抗震防震有一定的参考价值。1956年8月，陕西省政府将其列为陕西省名胜古迹第一批重点文保单位。2006年6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第六批重点文保单位。

李晟碑。唐大和三年（829年）立，也就是唐文宗李昂年间。原址被发掘于耿镇马北村东渭桥北李晟墓西北200米，从2000年起被移至到这里，螭首龟蚨的造型，通高4.35米，宽1.48米，厚度46公分，碑文楷书，共34行，每行61个字，主要记述了李晟生平的传略及他的战功业绩。主要记载李晟生平传略及战功业绩。那么，李晟是什么人呢？他是唐代中期的一位名将，字良器，洮州临洮人（也就是今天的甘肃定西临洮人），曾任太尉（全国军事的最高官职）、中书令（宰相）。李晟出生于尚武之家，从小跟随父亲练习武功骑射，风雨无阻，练就了一身出类拔萃的本领。李晟一生忠君爱国，骁勇善战、深谋远虑，具有卓越的军事才能。18岁时，在河西节度使王忠嗣部队为小将，一位骠悍的吐蕃将领杀死了不少唐兵，吓得官兵胆战心惊，李晟一箭将他射死，“三军欢奋”，王忠嗣抚着小伙子的脊背，赞叹说：“真是个万人敌”。大历万年，灵州被围，他亲率千骑大破吐蕃军，抓获敌军主帅，解了灵州之围，被朝廷封为合川郡王。唐德宗（李适（kuo））时期，泾原兵变，节度使朱泚作乱，判军盘据京城，皇帝出逃到乾县，唐王朝岌岌可危，李晟得知皇帝蒙难，心急如焚，不畏困难，从代州出发，很快赶到渭北，屯兵在东渭桥畔，浴血杀敌，大破判军，后来收复京城，挽救了唐朝的历史命运。在他67岁去世时，唐德宗亲临吊祭，并废朝五日，对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可见李晟在皇帝心中的地位之高。
在碑身的最顶端可以看到篆刻的“唐故太尉兼中书令首都军区司令西平郡王赠太师李公神道碑”。李晟碑碑文由当朝宰相裴度亲自撰写，裴度是一位中兴名相，历时四朝，有着极高的文学素养；字由著名书法家、楷体四大家之一，柳体的创始人柳公权书写，加之碑主李晟的战功卓著，三者见绝，被称为：文绝、书绝、功绝的“三绝碑”。 1956年被列为陕西第一批重点文保单位，1998年被陕西省文物鉴定委员会列为国家一级文物。
（一）虫馊石狮子
这曾是高陵城外一景，相传吕楠（吕泾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念书了，由于他天资聪颖，刻苦好学，很受老师喜爱。有一天，先生有事不在学堂，这一帮娃娃们自己放声在学堂诵读四书五经，念着念着就厌烦了，于是都跑到外面去玩耍。学堂外面有一对石狮子，吕泾野费了好大的力气，爬上了石狮子，骑在上面尽情地玩呀玩。
这时候不知谁喊了声：“先生回来了！”这些孩子“哗”地一下都跑到屋里去了。吕泾野由于年龄小，心一急怎么也从石